第三百八十三章 反將一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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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材料递出去之后的第三天,季珩珩接到了陈岩石的电话。
  老人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,沙哑但有力,像一块被风化了多年但依然坚硬的石头。
  “珩珩,你那个材料,我帮你递上去了。
  不是通过省里,是通过我在京城的老战友。
  他 retired 很多年了,但他儿子还在体制內,位置不低。
  材料他看过了,说分量很重,重到不能压、不能拖、不能含糊。
  他说他会直接向上面匯报。你等消息吧。”
  季珩珩握著手机,说了一声“谢谢陈老”。
  陈岩石在电话那头笑了一下,那笑声很短,只有一个音节,像是什么东西被轻轻碰了一下发出的声响。
  “不用谢我,我不是在帮你,是在帮汉东。
  侯亮平这个人,太急了。
  急到看不清自己有几斤几两,急到不知道自己在跟谁作对,急到连基本的政治规矩都不讲了。这样的人,不配穿那身制服。”
  电话掛断了,嘟嘟嘟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,单调而冰冷,像心跳监护仪上的那条直线。
  季珩珩把手机放在桌上,靠在椅背上,闭上了眼睛。
  他在脑海里把材料上的每一个字又过了一遍,確认没有任何漏洞,没有任何可以被侯亮平抓住反咬一口的把柄。
  消息是在第四天传出来的。
  不是正式的文件,不是红头通知,是电话。
  最高检纪检监察组的一个处长,打给了省检察院检察长,说了一句话:“侯亮平同志在汉东省任职期间的一些办案行为,存在程序上的瑕疵。请他就相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。”
  省检察院检察长掛了电话之后,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。
  他不是侯亮平的人,也不是季珩珩的人。
  他是省检察院的检察长,是老政法,在高育良和季胜利之间左右逢源,从不站队,从不表態,从不留下任何可以被解读为“倾向”的话柄。
  但这一次,他不能不表態了。
  最高检的电话,不是建议,是命令。
  他拿起桌上的座机,拨了侯亮平办公室的號码。
  侯亮平是在材料递上去的第五天知道自己被调查的。
  不是省检察院检察长告诉他的,是他在最高检的老领导郑组长打来的电话。
  郑组长的声音很低,低到像是在说一件不能让任何人听到的事情,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齿缝里挤出来的。
  “亮平,你被人告了,材料递到了上面,直接递到了最高检纪检监察组。
  內容很具体,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事由,每一件事都有据可查。
  丁义珍跑了这件事,你绕不过去。
  传唤副厅级干部没有向省委匯报,这是严重的程序违规。
  上面让你写书面说明,不是走形式,是在给你机会,你自己把握。”
  侯亮平握著手机,指节泛白。
  他没有说话,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  说“我是被冤枉的”?材料上的每一件事都是他做的。
  说“这是政治迫害”?告他的人用的是合法合规的程序,挑不出毛病。
  说“我不服”?不服有用吗?他掛断了电话,把手机放在桌上,盯著屏幕暗下去,看著自己的倒影在黑色的玻璃上慢慢消失。
  接下来的几天,侯亮平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,写那份“书面说明”。
  不是他不想写,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写。
  写“我传唤丁义珍没有向省委匯报,是因为我怀疑省里有他的保护伞”?这是自寻死路。
  写“我泄露案情是为了爭取舆论支持”?这是不打自招。
  写“我未经批准传唤证人是办案需要”?材料上写得清清楚楚,“办案需要”不是免责的理由。
  他写了撕,撕了写,写了又撕。
  整整三天,一个字都没留下来。
  办公室的垃圾桶里堆满了揉成团的废纸,像一个个被捏碎了的、再也拼不回去的心臟。
  钟小艾的电话是在第四天打来的。
  她是侯亮平的妻子,钟主任的女儿,在银行工作,对官场的事不太懂,但她懂一件事——她的丈夫正在被人搞,搞他的人不是普通人,是季珩珩,是季胜利的儿子。
  她的声音很急,急到每一个字都在往外蹦。
  “亮平,我爸说让你不要再查季珩珩了。
  季珩珩不是你能动的,他背后是季胜利,季胜利背后是中央的。
  你查他,就是查季胜利,就是查中央派到汉东的反腐先锋,你查得动吗?”
  侯亮平握著手机,听著妻子的声音,一句话都没有说。
  他查不动季珩珩,查不动季胜利。
  他连丁义珍都没查动,人还在他手里跑了。
  他查什么?他什么都查不了。
  他这个最高检派下来的反贪局的局长,在汉东这张大网面前,他居然连一只蜘蛛都算不上。
  他是一只飞虫,撞在了网上,网没有破,他的翅膀断了。
  侯亮平放下手机,站起来,走到窗前,推开窗户。
  冷风涌了进来,带著冬天的、乾冷的、像刀子一样的气息。
  他深吸了一口气,冷空气灌进肺里,辛辣的,冰凉的。
  窗外灰濛濛的天,云层压得很低,像一床被水浸透了的棉被盖在城市的上空。
  远处的京州市政府大楼在灰白色的天光下显得格外沉重,像一块被遗忘在荒野中的巨石。
  他看著那块巨石,忽然想起自己刚到汉东时在月台上说的那句话——“汉东,我来了。不是来玩的,是来做事的。”
  现在想来,那句话像一个笑话。
  他来了,他做事了,他做的事是把自己搞到被调查的地步。
  侯亮平关上了窗户,走回办公桌,坐下来,重新拿起笔。
  这一次他没有撕,没有扔,没有犹豫。
  他一口气写完了那份书面说明,写的是什么呢?
  他写的是:第一,我传唤丁义珍未向省委匯报,是我的失误。我承认错误,接受组织处理。
  第二,我在调查过程中的一些程序瑕疵,我愿意承担责任。
  第三,关於泄露案情的问题,我没有向媒体透露过任何案件细节。
  如果有人以我的名义泄露了案情,那是有人冒充我的名义,或者是我的下属擅自行动。
  我愿意配合组织调查,查明真相。
  写完最后一个字,他把笔放下,靠在椅背上,看著那几页纸。
  这份书面说明,他没有交给省检察院,而是交给了郑组长,让郑组长代转最高检纪检监察组。
  他不知道这份说明能起多大作用,不知道组织会不会接受他的解释,不知道自己的仕途还有没有明天。
  但他知道一件事——他不能再查了。
  不是不能查季珩珩,是什么都不能查了。
  他被架在了火上,火是季珩珩点的,柴是陈岩石添的,风是季胜利扇的。
  他在火上烤著,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烤熟,更不知道烤熟了之后会被端上谁的餐桌。
  书面说明交上去之后的第五天,郑组长又打来了电话。
  这一次,郑组长的声音比上次更沉,更冷,更不像一个长辈在跟晚辈说话。
  他说:“亮平,你的说明,上面看了。丁义珍出逃的事,你的责任是跑不掉的。
  但你態度诚恳,承认错误,组织上决定给你一个机会。
  暂不立案,不公开处分,但你要调离汉东,回最高检待分配。
  这已经是钟主任替你爭取到的最好结果了。”
  侯亮平握著手机,没有说话,也没有掛。
  他张了张嘴,想说什么,但什么都没说出来。
  他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,不是感动,是不甘。
  他走了,汉东怎么办?山水集团怎么办?高小琴怎么办?祁同伟怎么办?谁来查?没有人。
  没有人,除了季珩珩。
  这个念头从侯亮平的脑海里冒出来的时候,他自己都嚇了一跳。
  季珩珩不是检察官,不是纪检干部,不是任何有执法权的人。
  他是一个商人,一个在汉东投资了一千个亿、建了一个產业园、收了一块地、还了工人股权的商人。
  但他做的事情,比侯亮平这个反贪局局长做的都多,都实,都有效。
  大风厂的股权还了,工人们有工作了,山水集团被挤出了京州市场,祁同伟倒向了季胜利,赵瑞龙从幕后走到了台前。
  这些事,侯亮平一件都没做成。
  季珩珩做成了,不是用法律,不是用权力,是用钱,用方案,用实力,用比山水集团更好的商业模式,用比赵家帮更乾净的资本。
  侯亮平把手机从耳边拿下来,掛断了。
  他没有说“谢谢”,没有说“再见”,没有任何多余的字。
  他把手机放在桌上,站起来,开始收拾东西。
  办公室里的东西不多,几本书,几个文件夹,一个保温杯,一张全家福。
  他把它们一件一件地装进纸箱里,动作很慢,像是在完成一个仪式。
  书放好了,文件夹放好了,保温杯放好了,全家福放在最上面。
  侯亮平抱著纸箱,走出了办公室。
  走廊很长,灯光是冷白色的,照得地面发亮,像一面结了冰的河。
  他的皮鞋踩在地板上,发出嗒嗒嗒的声音,像一把正在敲击的锤子。
  走廊里没有人,没有人送他,没有人跟他告別,甚至没有人看他一眼。
  他们都在办公室里坐著,门关著,窗帘拉著,灯开著。
  他们不敢出来,不敢看他,不敢跟他说再见。
  因为他是一个被调查过的人,一个写过检查的人,一个被调离的人。
  谁跟他走得近,谁就可能被贴上“侯亮平的人”的標籤。
  这个標籤,在汉东,比任何病毒都可怕。
  季珩珩是在侯亮平离开汉东的当天下午知道这个消息的。
  李铭告诉他的,说侯亮平已经走了,回北京了,职务待分配,大概率是去某个閒职部门掛起来,等退休。
  季珩珩没有说话,只是点了点头。
  他站在窗前,看著窗外灰濛濛的天。
  侯亮平走了,像一阵风,吹过来的时候呼呼响,吹走了也就走了,连片叶子都没吹动。
  但季珩珩知道,侯亮平不是被风吹走的,是他自己站不稳。
  从他在季珩珩办公室里放狠话的那一刻起,他就已经站不稳了。
  季珩珩把手机放进口袋,转过身,走回办公桌。
  桌上摊著產业园的施工进度图,小孟在上面用红笔標註了几个关键节点。
  他拿起笔,在图上画了一个圈。
  星穹汽车產业园,正在一天一天地长高。
  侯亮平走了,山水集团还在,赵瑞龙还在,高小琴还在,高育良还在。
  但季珩珩不急,他有的是时间,有的是耐心。
  天总会亮的,不是因为他相信天亮,是因为他手里有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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