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 260 章 戏散之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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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八月十六日,升龙城。
  《血战台儿庄》公映第二天。
  全城的电影院从早上六点开始排片,一场接一场,中间只留一刻钟清场。
  票是三十南华元一张——够买五斤大米,或者两碗全家福的螺螄粉。
  不便宜,但没有人嫌贵。
  还剑湖西边的巷子里,阮记凉茶铺的老板阮伯把收音机搬到门口,音量拧到最大。
  电台里正在播报昨天的票房:“全国观影人次突破三百万,创南华电影史单日最高纪录。”
  阮伯听完,回头对正在喝凉茶的阿强说了一句:“一天三百万人次观看哦,了不得。”
  阿强在升龙港扛货的码头工人,他端起凉茶碗灌了一大口,被苦得皱眉头:“三百万,一张票三十块,那是多少钱?”
  旁边的老周接话了。
  老周是巷尾剃头铺的,读过几年书,算帐比他们快:“一天九千万。”
  凉茶铺瞬间安静了。
  “乖乖,九千万!”
  这个数字超出了这条巷子里所有人的想像。
  阿强放下茶碗,忽然说了一句:“其实昨天我去看了。”
  阮伯扭过头:“你?你捨得?”
  “我老婆拉著去的。她说报纸上天天登,不去看一趟心里不踏实。”
  阿强盯著碗底剩下的凉茶渣子,“看完了,我一宿没睡著。”
  “拍的什么?”
  阿强没立刻回答,他把茶碗转了两圈,才开口:“拍的人啊。”
  巷子里的风穿过骑楼,带进来一阵炸春卷的油香。
  阿强又开口了:“还有拍的公道,电影没有把德公拍的像某些人口中那样,拍成了神仙。
  电报是他发的,命令是他下的,但前线的仗仗的不是他拼命打的。
  是池峰城,是王铭章,是那些抱著炸药包往坦克底下钻的人,名字都没有的人。”
  老周摘下老花镜,拿衣角擦著镜片:“报纸上也是这么说的。说这片子没吹捧德公,有一说一。
  台儿庄是他指挥的,这个谁也抹不掉。但电影里最出彩的不是他,是那些兵。”
  “有一个镜头,一个收尸的老兵,蹲在一个小兵尸体旁边。小兵胸口被打穿了,那个小兵,看著跟我儿子差不多大。”
  阮伯把炉子上的凉茶壶拎起来,给阿强又倒了一碗:“这碗不收钱。”
  阿强没推辞,端起来又灌了一口。
  二十四味的苦从舌尖一直漫到喉咙里,昨天电影里那个小兵的脸又浮上来。
  眼睛合上了,嘴角还微微翘著,像在做梦。
  他放下碗:“这片子拍得很公道,德公的功劳是德公的,士兵的命是士兵的。没有谁替谁,都在这片子里了。”
  老周把眼镜重新戴上,慢慢点了点头:“能做到这一条,不容易。换成別人拍自己父亲的仗,早拍成神仙下凡了。”
  阮伯拎著茶壶站在炉子旁边,忽然说了一句:“德公这个人,我见过。”
  阿强和老周同时抬起头。
  “民国三十八年,他从海防港上岸的时候。
  我在码头挑凉茶担子,他下船,从我担子旁边走过去。走得很快,后面跟著一群人,我卖力吆喝这,但没人喝我的凉茶。”
  阮伯的声音平平的,仿佛没有情感一样:“但他在码头跟那些从桂省坐船来的难民说话。
  问他们船上有没有人生病,问粮食够不够吃,我在旁边都听见了。”
  他把茶壶放回炉子上:“那时候我就觉得,这个人跟別的长官不一样。”
  阿强和老周都默默的喝著茶,听阮公讲著过往的事情。
  巷子外面的还剑湖上,有人划著名小船在卖荷花。
  粉色的花瓣在午后的阳光里亮得晃眼。
  八月十七日,香江。
  《血战台儿庄》在香江首映。
  引进这部片子的人姓邵,行里人称“邵老六”。
  他和他三哥在战前就在南洋一带经营戏院,日本人打过来时关了门,战后重新开张,专做发行和院线生意。
  去年他们在星洲听说南华在拍这部片子,邵老六当即拍了板——这片子,一定要拿到香江来放。
  到香江放,是有风险的。
  香江是英国人的地方,南华去年还在马六甲跟英国人掰手腕呢。
  首映放在弥敦道上的金声戏院。
  一千二百个座位,票提前三天就卖光了。
  开场前一个小时,戏院门口已经挤满了人。有穿唐装的老先生,有穿西装的洋行职员,有穿校服的学生,有挽著菜篮子的家庭主妇。
  几个从北角过来的上海裁缝站在人群里,用上海话討论著今天的片子。
  “台儿庄,李长官指挥的,儂晓得伐?”
  “哪能勿晓得!阿拉阿哥就在第五战区。”
  旁边一个卖报的报童举著《星岛日报》號外,头版印著电影海报——“血战台儿庄,今日公映”。
  戏院里灯暗下去时,嘈杂的人声像被一刀切断了。
  银幕上,蒸汽机车的白烟涌出来,瀰漫了整个画面。
  德公走下火车,一个头上缠绷带的伤兵挣扎著想站起来,他按住了伤兵的肩膀。“坐著说。”
  黑暗中有人轻轻吸了一口气。
  不是因为这个镜头有多震撼,是因为他们见过这样的长官。
  或者听说过,从粤省来香江的人,很多人心里都存著几个名字。
  德公是其中一个。
  影片放到临沂。
  张自忠的部队在雪地里急行军,庞炳勛在阵地上拿著电话喊“张军长你到哪了”。
  援军从山坡上衝下来时,戏院里有人鼓掌。
  不是那种礼貌性的鼓掌,是真的在拍手。
  放完之后又觉得不好意思,手悬在半空,慢慢放下了。
  放到敢死队摔碗那一段时,戏院里安静得只剩下银幕上的碗碎声。
  几十块银元滚过青石板,叮叮噹噹,没有人弯腰去捡。
  香江的观眾见过钱,这条街上走著的每一个人都在为钱奔命,但他们也见过不为钱的人。
  在银幕上,在记忆里,在他们离开內地时回头看见的最后一眼里。
  片尾名单升起来时,戏院里没有一个人动。
  三千七百二十一个名字,一个接一个,无声地、缓慢地升过银幕。
  有些名字是完整的,有些只有一个姓,有些连姓都没有,只写著“无名氏”。
  名单升了很久。
  灯亮了。没有人站起来。过了很久,后排有人鼓了掌。
  然后第二个人,第三个人。掌声不响,但持续了很久。
  不是喝彩,是一种回应——你们拍了,我们看见了。
  散场后,金声戏院门口的人群迟迟不散。
  几个上海裁缝站在骑楼下面,谁也没说话。
  刚才鼓掌的那个人掏出手帕擦眼镜,擦了又擦,镜片上明明没有雾。
  报童还在吆喝,这回卖的是晚报,头版登著《血战台儿庄》的影评。
  一个穿长衫的老先生买了一份,站在路灯底下看。
  影评的標题是——“十七年了。”
  他看完这三个字,把报纸折好,夹在腋下,慢慢走进弥敦道的人流里。
  霓虹灯亮起来了。
  香江的夜照常开始。但这一夜,很多人心里多了一样东西。
  说不清是什么,但知道它在那里。
  第二天,《星岛日报》《华侨日报》《工商日报》都发了影评。
  其中一篇写道:“南华国拍了一部我们该拍的片子。他们替我们记得,替我们说了。说给谁听?说给活著的人听。说给死去的人听。说给以后的人听。”
  另一篇写得更短:“看完出来,站在弥敦道上看了一眼天。台儿庄的天,和这里的天,是同一片天吗?”
  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。
  但买票的队伍从金声戏院排到了佐敦道,加场,再加场。一天三场,四场,五场。
  邵老六站在戏院二楼的窗口,看著楼下排队的人,对身边的经理说了一句:
  “去把利舞台也腾出来。这片子,一个金声不够放。”
  香江不大,但那一仗,有人替他们记著。
  记在南华的胶片上,放在香江的银幕上,映在几百万人的眼睛里。
  升龙城,凉茶铺,阿强又来了。
  今晚不是他一个人,他带著儿子来的。
  儿子十五岁,念中学二年级。
  阿强把儿子按在竹椅上,对阮伯说:“阮伯,给他也来一碗。不放糖。”
  儿子皱著脸喝完了一碗二十四味,苦得直吐舌头。
  阿强严肃道:“记住这个苦。明天带你去看电影。看完了,你就知道这碗凉茶不算苦。”
  儿子仰头看他:“什么电影?”
  “《血战台儿庄》。”
  儿子没听懂,但阮伯听懂了。
  他把茶壶放回炉子上,添了一勺炭。
  炉火映在他脸上,一明一暗。
  三十块一张票,一天三百万人次。
  有人愿意花这个钱,有人愿意排这个队。
  不是为了看热闹,是为了记住,记住那些写在名单上的名字,记住那些连名字都没有的人,记住那片麦田下埋著的子弹。
  记住这碗凉茶的苦,记住那一仗是谁打的,记住拍那一仗的人是谁,记住自己是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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